今天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，我们不能忘记这两个悲剧人物
20年前的今天，1997年7月1日零时，香港结束了157年的殖民统治，回归祖国。
20年，弹指一挥间。157年，却是整整五代人的耻辱记忆。
▲1997年，香港回归。
1842年8月29日，清廷被迫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——中英《南京条约》，割让香港岛给英国。实际上，在此之前7个月，英军已登陆并占领香港岛。这只是一种枪炮下的事后法律追认。
此后的1860年，中英签署《北京条约》，英国割占九龙半岛南端；1898年，清政府被迫签署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》，新界租给英国99年。
武侠小说家金庸在《香港赋》中说：“城下成盟，割我香港，百余年来，国人痛心。”
今天，最爱君回溯这段屈辱的历史，是在盛世之下恍然看到了两个苍凉的背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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琦善，满洲正黄旗人。鸦片战争前，他已是资深督抚，做过河南巡抚、山东巡抚、两江总督、四川总督、直隶总督，官拜文渊阁大学士，从政经验相当丰富，被组织评价为“明干有为”“能任劳怨”。
▲琦善与英方代表义律谈判。
但鸦片战争之后，琦善的整个人设坍塌了。从这么能干的帝国官员，变成了颟顸无能的卖国贼。
就算打死最爱君，最爱君也不相信这种180度的转变会发生在一个成年人身上。
只有一种可能，能把琦善的“堕落”解释得通。那就是，立场和位置决定了琦善必须背负这个骂名。
鸦片战争期间，清廷官员内部分化成主战、主和两派，硬生生把道光帝逼成了一个选择困难症患者，一会儿说打打打，一会儿说停停停。
立场决定态度。两派打起嘴炮都不留余地，誓欲把对手钉在耻辱柱上。主战派固然更能博得后人的同情，但他们攻击起主和派也全然不顾客观事实四个字。
主和派主力琦善于是被打成了筛子。
琦善卖国的罪证之一是，作为钦差大臣，到广州后为讨好英国人，解散兵勇，撤除防务，消极抵抗。最早提出这一指证的是主战派将领、江苏巡抚裕谦。
1841年2月，虎门失守以后，裕谦上了一封弹劾琦善的奏折，说“琦善到粤后，遣散壮勇”，又说“虎门之失守，由于琦善不肯添兵，又撤退水勇”。
在当时的情境下，给琦善十个胆子，他也不敢擅自这样做。他只不过是替那位龙袍打补丁的道光帝背了锅。
中英双方开打三个月，军费开支剧增，道光肉疼不已。当听到英国兵船有南撤的迹象，他赶紧让人酌量裁撤军队，以节省开支。当时，琦善还没到广东呢。
提到香港，琦善更是早就进入“遗臭万年”的队列。他被认为秘密与英国人签订《穿鼻草约》，将香港割让给英国，是出卖香港的罪魁祸首。
但现在我们可以肯定的是，所谓《穿鼻草约》是英方单方面虚构的条约。琦善确曾与英方代表义律就香港问题讨价还价，但他始终坚持英人只能“寄居”，而不得“自治”。谈判到后面，道光改变态度，由软转硬，琦善感到很棘手，只得称病不见义律。连面都不见了，怎会签署这个莫须有的条约呢？
不过，总要有人为英国的船坚炮利埋单。天朝人的逻辑是这样的：如果没有小人配合卖国，那些蛮夷怎么可能从泱泱大国割地？这也是为了保全大清皇帝的面子。
这个埋单者，只能是皇帝的全权代表、钦差大臣琦善。
1941年1月27日，道光明确对英宣战。1个月后琦善被革职拿办，查抄家产。此时距他到达广州办理夷务，不过三个月左右。
三个月，历史足够制造一个卖国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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卖国贼的对立面是爱国者，琦善的对立面是邓廷桢。
当琦善被后世史家打扮成“割让香港第一人”的时候，邓廷桢顺理成章地成为“反对割让香港第一人”。
▲小学生在学习邓廷桢家风。
邓廷桢，南京人，学霸，进士出身。从宁波知府做起，一步一个脚印做到了两广总督、闽浙总督。他是林则徐的亲密盟友，主战派干将。
所以，琦善得志被授为钦差大臣之时，正是林、邓被革职议处之日。
邓廷桢差不多跟琦善同时到达广州。当然，他是以一个失意者的身份，刚被撤掉闽浙总督一职，发往广州“以备查问差委”。
到广州之后，听到英国人口口声声要割占厦门、香港，邓廷桢向琦善力陈不能割让两地的原因。其中，他提到香港地理位置重要，洋人垂涎久矣，一旦给了他们，“彼必筑建炮台，始犹自立，继且入而窥伺”。总之，广东货船出入将很不方便啦。
这点认识，琦善也是懂的，因此他从未应承英国人割据香港。他与邓廷桢的区别是，后者的香港认识由一个叫梁廷枏的人记录并流传下来，遂颇具偶然性地成为反对割据香港第一人。而琦善，哪怕只是为了成全一个失意爱国者的令名，也必须成为出卖香港的那个人。
吊诡的是，邓廷桢的主战和爱国并未因琦善后来的罹罪而迅速获得平反。道光帝一度偏向主战，却等来了英国人大胜的消息，他神经质地把责任推到了邓廷桢这个前任两广总督身上，加了许多罪名，将其发配到伊犁去。
那的确是一个神奇的年代。卖国贼和爱国者，都没有好果子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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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配伊犁两年后，1843年8月，邓廷桢获释重新起用，林则徐很是替他高兴，写诗相赠，其中有一句：青史凭谁定是非？
谁是谁非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，爱国/卖国该如何选择，又该该如何认定？群众又往往成了瞎子，不一定能“定是非”。
琦善何尝想过卖国？甚至最高领袖道光帝，又何尝想割地？
要知道，在鸦片战争之前，乃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清廷的主流世界观仍视中国是世界中心，把英法美诸列强看作周边蛮夷。
这种来自天朝的盲目优越感，跟为孩子取英文名、坚决不让其看《喜羊羊》的当代城市中产父母一模一样，只是崇尚的东西掉了个个儿。他们处于鄙视链的顶端，突然被底端的人摆平了，咽得下这口气吗？
琦善等主和派一开始何尝不想予蛮夷一顿暴揍？于公则可扬我国威，于私则可居功受赏。然而，真打起来，发现不对劲，双方实力悬殊，天朝压根不是人家的对手。
▲第二次定海海战，中方将士勇猛，但于事无补。
琦善是个资深干部，对沿海的防御实力太了解了。定海第一次被英国人攻陷，他已然知道失利与否无关人心齐不齐、口号响不响、抵抗够不够力，而纯粹取决于拳头大小。
连主战派的老大哥林则徐都一度仿佛意识到了什么，给道光上了密折，说英人这么拼不过是为了“求通贸易”，我们仍以”怀柔之礼“优待就好，不要喊打喊杀了。潜台词：我们打不过人家。
后来的事实无数次验证了琦善的想法。在英国人第二次攻打定海的时候，中方抵抗的猛烈程度堪称整个鸦战最强，结果呢？中方死者千人，英军伤亡仅约三十人。
一百条命换人家三条命，就真这么命贱？
琦善应该是最早接受现实的代表人物之一。妥协、投降、不战，既是自保，也是无奈。
从这个角度讲，最爱君不想过分苛责琦善的卖国，也不想盲目推崇邓廷桢的爱国。他们选择了不同的路径，却导致了一样的结果。
今天，在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，我们不能忘却这两个悲剧的历史人物，只是为了汲取一个沉痛的教训——
只有当国家实力足够的强大，这个国家的个体才能拥有足够的选择权。
否则，你跟琦善一样，走到最后，发现除了割地受辱，根本没有第二条路；或者跟邓廷桢一样，空喊口号，满脑子都是丰满的理想，最后发现现实骨感得要命。
琦善和邓廷桢，正是当时国力孱弱在个体身上的投影。而香港，是那个被强行夺走的孩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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